鲁迅先生去世后,,抬棺材的那些人分别是谁
在我们小时候就经常读到鲁迅的文章，他是我国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，他用自己的语言文字来唤醒所有的中国人一起与封建势力做斗争。他不但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，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。
鲁迅先生于1936年10月19日逝世，享年55岁，他的死因一直很受争议，据他的儿子周海婴在《回忆录》写到，他怀疑父亲的离世跟当时**医生故意延误**有关。但是这也只是猜测，鲁迅先生逝世的消息一出，整个文学界都轰动了，从**各地赶至上海的人非常多，宋庆龄女士听闻之后，也赶到鲁迅家里，为其拟定了一个治丧委员会的名单，包括宋庆龄，蔡元培在内的15个人。
后来治丧委员会决定用抬棺的方式将鲁迅从殡仪馆抬到公墓去，于是他们总共选出了16个人来抬棺。这16个人分别是：胡风、巴金、黄源、鹿地亘、黎烈文、孟十还、靳以、张天翼、吴朗西、陈白尘、肖乾、聂绀弩、欧阳山、周文、曹白、萧军。
这十六个人都是大人物，可能很多人只是对巴金比较*悉，这里就简单介绍几个人物：
胡风，他是鲁迅的挚友，是一个诗人，也是一个翻译家，是左翼作家联盟的**人之一。
鹿地亘，他是一个**作家，由于当时他反对**侵华的活动，流落到了中国，后来认识了鲁迅，他的一生都在为中日友好而努力。
陈白尘，是一个**的戏剧作家，他也参加过上世纪的左翼戏剧家联盟，一生创作了大量的剧本，被誉为“中国的果戈里”。
其他的就不多说了，由此可以看出为鲁迅抬棺的都是大人物，也反映出鲁迅在文学界的影响力有多大了。
给鲁迅抬棺材的四个人是谁
确切的说是：沈钧儒、邹韬奋、史良和章乃器
这里说的被抬棺的人，是指鲁迅。而抬棺的人，是指鲁迅下葬时的抬棺者，巴金、胡风、靳以、萧军、张天翼、姚克、鹿地亘（**人）等，不是指迁葬时的抬棺者柯庆施、周扬、茅盾他们。
有意味的是，1936年，鲁迅死时，巴金是抬棺者之一；而1956年，鲁迅迁葬时，巴金也是抬棺者之一。享受这一荣誉的，只有两个人，另一个是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死去的靳以。1956年鲁迅棺木迁葬时，是巴金和金仲华把“民族魂”的红色锦旗，盖在鲁迅棺木上。
巴金和鲁迅棺木的渊源，便可说是****。
这些奇迹般的安排，使巴金，这个早年信奉无政府主义（安那其主义），晚年备享政府所给尊荣的人，有了**的文化命运。
我在日记中写下这几句话：
2005年10月17日，巴金去世。他是鲁迅的*后一个也是*为**的抬棺者。
抬棺的权利
在鲁迅的抬棺者里，胡风是一个很有趣的人。在他的一生里，他对为鲁迅抬棺的权利，很看重。有几件趣事，不可不说。
在章乃器的回忆中，虽由许广平指定沈钧儒、邹韬奋、史良和章乃器四人扶柩——也就是把灵柩扶出礼堂，移置在灵车里，然后举行送殡仪式——但胡风和萧军站出来反对，认为这四个人都仅仅是“民族主义者”，不配为国际主义者又有国际地位的鲁迅扶柩，只是*后由于许广平的坚持，这四人才得以扶灵。
1976年11月16日，鲁迅逝世四十周年前几天，胡风回忆说：“下葬时，棺材由我们自己抬（不要殡仪馆的人抬），这没有问题，决定了由鲁迅生前接受的或没有**过鲁迅的十来个人抬……抬棺材这件事，当时简直决定了，但临时也有人自动加了进来，如姚克，他和这些人并无友谊关系。”
巴金为鲁迅的抬棺者读后感
走了,*后一个抬棺者
“我总觉得‘信仰’这个词对‘**’过来的一代知识**而言，远比我们今天的人重要，他们的献身信仰往往是*其真诚的，不像今天，有的地方钻营着做戏和看戏的虚无*”
1936年，鲁迅去世。在为他抬棺者中，有当时32岁但已经文名赫赫的巴金。
2005年10月17日19点零6分，这位*后一个在世的抬棺者辞别了人世。
当晚8点，记者赶到上海华东医学院。很快，上百名记者将门口围了个水泄不通，闪光灯闪个不停。一些巴金的读者也自发地出现在医院的门口。
“很久没有见过这么显赫的死了。”一位在场的出租车司机说。
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、巴金研究专家陈思和教授认为，巴金是一个鲜活的20世纪中国知识**人格发展的模本和个案，他用“胚胎——形成——高扬——分裂——平稳——沉沦——复苏”来描画巴金一生人格发展的轮回。
从信仰起步的文学
1927年 1月 25日， 23岁的巴金踏上了从上海港口驶往法国马赛的法国邮船，他要到无政府主义的故乡去寻求真理。此前，这个叫李芾甘的青年， 17岁时读到了《告少年》和《夜未央》这两本**的无政府主义作品，欣喜地发现，“我找到了我的终身事业，而这事业又是与我在仆人轿夫身上发见的原始的正义的信仰相合的。”
“我的上帝只有一个，就是人类。为了他，我准备献出我的一切”，怀着这样的信念,1923年,20岁不到的巴金离开了成都的旧公馆，去上海南洋中学,后到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补习,遇到了一大批信仰无政府主义的朋友。
陈思和教授认为，无政府主义的两大思想核心:一是反对任何形式的强权；二是强调**的个*自由，这两大思想核心在当时的中国与反帝反封建的主流文化相一致，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当时吸引的主要是一批向往革命的青年人。
邮轮经过30多天的航行，终于到达巴黎。“1927年春天我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小小公寓的五层楼上,一间充满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子里,我寂寞,我痛苦,在阳光难照到的房间里，我想念祖国，想念亲人。”其间，巴金接到大哥的来信,发现他和大哥的感情越来越深,思想却越来越远，这让他十分痛苦,遂产生了以写作**的形式,让大哥更深地了解他的想法。
1928年 8月，巴金的**部长篇**《灭亡》完成， 1929年发表在叶圣陶主编的《**月刊》上,从 1月号起连载了4期,并**次使用“巴金”这个名字。
无政府主义让他走上了创作的道路，巴金毫不避讳此点。许多研究者认为，巴金的作品都可以找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子。无政府主义的核心价值是“善良的个人，**的社会”，而这即是巴金作品的主题。
对信仰的近乎热恋情人般的执著，终其一生，是巴金精神世界的不变基调。“我总觉得‘信仰’这个词对‘**’过来的一代知识**而言，远比我们今天的人重要，他们的献身信仰往往是*其真诚的,不像今天,有的地方钻营着做戏和看戏的虚无*。”陈思和表示。
“巴金的痛苦就是巴金的魅力”
“在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校园里，树立着五座校友的铜像，依次排开分别是鲁迅、胡风、巴金、严济慈、袁隆平。这里是巴金的母校，1923年底,19岁的巴金曾在这里学习，当时的校名为东南大学附属中学。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特别注意到这些铜像，他告诉《瞭望东方周刊》:“他们分别是 20世纪中国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象征。巴金铜像前的四个字“掏出心来”是巴金亲手题写的，几个字浓缩了 20世纪人文精神的精髓，亦是他作品的全部。”
“巴金一生都为之努力，连同他朴实而真诚的愿望，也是 20世纪中国乃至现在的奋斗目标。巴金是 20世纪中国精神的代表，他一生的探索是整个中华民族探索的缩影。”钱理教授表示。
1931年在《时报》上连载**的长篇**“激流三部曲”之一《家》,为年轻的巴金赢得了巨大的声誉,27岁的他已经是沪上声名斐然的作家。这一时期他的主要作品还有《死去的太阳》、《新生》、《砂丁》、《萌芽》和**的“爱情三部曲”《雾》、《雨》、《电》。
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,社会急剧动*,巴金始终没有停止过写作。“我离开上海去南方,以后又回到上海,又去西南，我的生活方式改变了，我的笔从来不曾停止。我的《激流三部曲》就是这样写完的。”
“我在一个城市给自己刚造好一个简单的‘窝’，就被迫空手离开这个城市，随身带一些稿纸。在一些地方买一瓶墨水也不容易，我写《憩园》时在皮包里放一锭墨，一枝小字笔和一大叠信笺，到了一个地方借一个小碟子，倒点水把墨在碟子上磨几下,便坐下写起来。”
“我也是走一段路写一段文章,从贵阳旅馆里写起一直到在重庆写完,出版。有**在重庆北碚小旅馆里写到《憩园》的末尾，电灯不亮,我找到一小节蜡烛点起来,可是文思未尽,烛油却流光了,我多么希望能再有一节蜡烛让我继续写下去。”
陈思和用了“巴金的痛苦就是巴金的魅力，巴金的失败就是巴金的成功”来概括巴金，“他的痛苦、矛盾、焦虑……这种情绪用文学语言宣泄出来以后，唤醒了因为各种缘故陷入同样感情困境的中国知识青年枯寂的心灵，这才成了一种青年的偶像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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